3月25日，随“欧阳修杯”散文大赛活动的嘉宾来到琅琊山，迈进薛时雨题写“醉翁亭”门匾的砖石门洞，顿有“千年等一回”之感。飞檐翘角的醉翁亭像只展翅大鸟，从时空的远方飞来，是谓“有亭翼然”；亭右侧“醉翁亭”“二贤堂”摩崖石刻，是对前贤的深刻铭记；二贤堂内，老仙翁与前太守王禹偁并立的塑像令人肃然；老干虬枝的“欧梅”及李嵩阳“花中巢许”题刻，隐喻着仙翁的品行像梅花、巢父、许由般高洁的深意；宝宋斋内镇山之宝——“欧文苏字”双绝碑，雕刻着一桩美景、美文、美书佳话，也让醉翁亭名满天下。足踏“九院七亭”，饱览“醉翁九景”，寻觅仙翁足迹，呼吸历史气息，边游边看边思，越发觉得滁州所以生辉，全因有个醉翁亭。
醉翁亭像一只金母鸡，生出了一个个金蛋。
当年，醉翁亭与其“记”像梧桐树引来凤凰，梅尧臣、苏舜钦、范仲淹及不同政见者王安石等一批文学大家士大夫，或打卡到此一游，或隔空诗文唱和，北宋文坛兴起“滁文化热”，琅琊山水名动天下。
后来滁州太守王诏，担心首次刻的亭记碑字小刻浅难久传，便拜托刘季孙代请苏轼重书此文，同时约书《丰乐亭记》。苏轼感怀恩师，欣然应约，“欧文苏字，珠联璧合”、文书双绝的两个千古名碑灿然问世，滁州也成为瞻仰欧苏的绝佳胜地。
说来也巧。王禹偁、欧阳修因贬而知滁州，才有了醉翁亭、二贤堂，是谓“二贤不幸滁州幸”。王诏也因“求轼书欧阳修所撰《醉翁亨记》重刻于石”两度被贬，自是“王诏不幸滁州幸”了。
《醉翁亭记》传开后，太常博士沈遵慕名而来，创作了琴曲《醉翁操》。玉涧道人崔闲尤喜此曲，“常恨此曲无词，乃谱其声，请于东坡居士”。这便有了苏轼《醉翁操•琅然》：“琅然。清圜。谁弹。响空山……”词曲的跨界传播，扩大了“记”的影响，丰富了滁文化内涵。
《醉翁亭记》备受后世文人墨客推崇，赵孟頫、文徵明、董其昌、唐寅、仇英等纷纷用自己的艺术挥毫泼墨、作书作画。
不幸的是，太平军与清军在琅琊山大战，醉翁亭成瓦砾一片。曾任杭州知府的全椒贤达薛时雨，筹款并于1882年5月始抱病主持重修醉翁亭，现“醉翁亭”门匾及“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，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”楹联等，就是那时题写的。1885年薛病逝于南京。回全椒过琅琊山时，家人遵其遗嘱，抬其遗体绕醉翁亭和丰乐亭一周。
一个个故事，都透着醉翁亭保护史，《醉翁亭记》传播史，“醉翁文化”建设史，正是醉翁故事的积淀及众贤达人格光辉的映照，让醉翁亭托起了一座滁州城。
凡知名城市，大都有其地标和体现其精神内涵的灵魂。愚以为，滁州的地标和灵魂，就是醉翁亭等历史遗迹，《醉翁亭记》等不朽诗文。以“醉翁诗文”为底蕴，以“心怀天下”“与民共乐”为核心价值的“醉翁文化”，乃是滁州最具历史人文精神的城市之魂。
转念一想，假如没有醉翁亭，滁州该是啥样子？我搜肠刮肚想象着。
八十年代末的一个早晨，乘绿皮火车第一次过滁州，隔窗望去，眼里是丘陵、池塘、水牛……滁州，遂在脑子里定格。
假如没有醉翁亭，就没有其姊妹亭，就没有《醉翁亭记》姊妹篇，就没有“欧文苏字”“两记碑”等，就没有由此而来的一切，滁州地位、城市价值、品味形象等都将大打折扣。若真如此，那么，轻轻地问一声：这还是滁州吗？
嗟乎！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醉翁、苏轼、王诏、薛时雨……他们，才是苟利社稷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，甘领贬谪小不幸，与民共乐在滁地——让滁州秀立神州、文灿中华、蜚声世界的群仙。
（本文原载2023年5月5日《讽刺与幽默》。作者于文岗，作家，北京住总集团宣传部原部长）
编辑：夏芮芮，初审：王小婷
